包公的千古魅力
到合肥和开封的人都会去拜谒包公祠。合肥是包公的故乡。开封的包公祠也十分庄严肃穆，游人不断。开封不仅因为它是北宋国都和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而闻名于世，也因为包公曾任开封府尹（相当于今首都市长）而辉映日月。
包公名拯，历任县、州、府地方长官和监察御史、天章阁侍制、龙图阁直学士、三司使（相当于财政部长）等朝中官，官至枢密副使（副宰相级大臣）。历代此类官宦经历和官级的人不计其数，官至宰相和身为帝王者也成千上万，但象包公那样家喻户晓，老少皆知，光照千古的“青天”却是十分稀少。近千年间，包公的知名度一直居高不下，从史书诗文、小说戏曲、民间故事直到影响电视，包公的形象随处可见，就连欧美和日本也有译制、改编上演的包公戏，足见包公也是一位风靡全球的“国际名人”，长期为祖国争光，为同胞争气。在开封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上百个人的名字，只有包公的名字被游人摸得竟然看不清了。自古以来大官不少，但真正在人民心中留下位置的，包公是第一位的。
世世代代的中外游人，为什么硬要摸一摸“包拯”二字？当然是因为他们对包公太崇敬太怀念了。
那么，包公的千古魅力究竟何在呢？
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
包拯雅号“黑包公”，其实历史上的包拯长得并不黑，只因为他做人不随波动逐波，坚持原则；做官不巧言令色，刚直不阿，横眉冷对一切明里暗里干坏事的大小官吏，嫉恶如仇，除恶务尽，所以人称“黑包公”，意指他执法如山，敢唱“黑脸”。
包公是封建官僚，未必能象书上说的“爱民如子”，但他对劳动人民即有很强的同情心，忧国忧民，以“兴利除害，济世益民”为己任。按旧制，百姓告状不得直入开封府大门，而要通过府吏转达，府吏便乘机勒索，看钱说话，造成一些冤假错案。包公调往开封任府尹后，马上命令大开正门，让老百姓直接到大堂申诉。从此。府吏便不敢再欺上瞒下，包公亲倾听申诉，快速取证，“秉公办案”。旧衙门“门难进，脸难看，事难办”的积弊当即扫除一空，官吏敲诈勒索，徇私舞弊的恶风立即被煞住，原先多年的冤假错案统统被纠正。百姓高呼“包青天”，贪官痛骂“包黑子”。
京城的官宦富豪依仗权势，在惠民河两岸霸地筑堤，大造豪宅园林，甚至圈占水面，搞得河水受阴，严重威胁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惠民河变成了“害民河”。包公上任后，迅速发动百姓把那些“违章建筑”全部拆除，又疏通河道，广种花木，惠民河焕然一新。老百姓对“包青天”感恩戴德，可是那些权贵却对“包黑子”恨得咬牙切齿。
包公在京在朝期间，到处流传着一句民谣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。一是说穷苦小民打官司，无钱无人给通关节不用怕，自我阎罗王包老大人为你做主；二是说大官富豪足然有钱有人通关节，但什么关节也通不到包公那里。“阎罗王”是佛教说的地狱之神，铁面无私，阳间任何请托关节也休想通到他主管的“阴曹地府”。
据史书记载，包公做官二十余年，历任二十余职，不管是升是降是平调，都不改初衷，一生正大光明，铁面无私，所以政绩突出，官声极好，赢得了千古清名，万民颂扬。
黑脸一沉，皇帝也怕他三分
包公唱黑脸，只看事不看人，即使面对皇帝身边的宦官、靠山铁硬的皇亲、手操生杀予夺大权的“真龙天子”，他也“照黑不误”。宋仁宗皇帝因宠爱张贵妃而提拔其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，包公就带头上奏：“张尧佐是个凡庸之辈，靠贵妃得宠这层特殊关系才一步登天。这不知遭到多少人背后讥骂，可陛下为什么非要护着一个张尧佐而违天意、逆人心、自酿危机呢！”又说：“历代外戚，即使有才者，明君也不肯轻易给他实权，何况无才者！……请陛下撤掉张尧佐，另求贤才！”宋仁宗无奈，只好照办，但又抵抗不了枕头风，不久又授予张尧佐宣徽使之职。宣徽使是皇帝近侍高官，与副宰相级的枢密使同列，所以张贵妃特别看重此职，曾再三叮嘱宋仁宗一定咬住不放，宋仁宗满口答应。包公寸步不让，立即率同僚七人入奏。宋仁宗一见这阵势，不禁“龙颜大怒”，与七位谏官舌战朝堂，吓得胆小朝臣直打哆嗦。张尧佐见众怒难犯，慌忙声明辞去宣徽使之职，宋仁宗也怕为此丧失人心，赶紧顺水推舟以示“虚心纳谏”，并且下诏，以后皇亲国戚不得担任任何有实权的高官。
张贵妃眼巴巴地盼望佳音，一见宋仁宗回宫便急问道：“宣徽使……”宋仁宗埋怨她说：“宣徽使宣徽使，你就知道个宣徽史，咋就不知道包拯是个御史！”
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一个人在皇帝面前都敢唱“黑脸”，其他场合可想而知。自古以来，只有那些不怕丢官、不怕坐牢、不怕杀头、只怕国家受害百姓遭殃的人，才敢唱“黑脸”。幸运的是包公生逢比较开明的宋仁宗，加之具有高明的斗争策略，才得以安居高位，享其天年。假如碰上听不得一点反面意见的皇上，早就被杀头了。
外甥打舅舅，认法不认亲
包公首次响亮地喊出了“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”八个大字，流传至今。要做到这八个字，只能先从自身做起。他平时办案执法没有私人请托条子，没有亲朋好友因私事打扰，为秉公执法而“六亲不认”。
他调任庐州（含合肥）知州时，家乡亲友个人笑逐颜开，以为可以大沾其光，纷纷跑去拜望，不料全都吃了闭门羹。他娘舅觉得外甥来当官，自己犯点事也总会得点照顾，但包公照例开庭审讯，按律责打七十大板。从此以后亲戚朋友都格外小心，谁不敢仗势胡来。“外甥打舅舅──不认老娘亲”，此事轰传四方，老百姓拍手叫好，亲友们有的骂包公六亲不认，不近人情，成心沽名钓誉。包公坦然自若，挥毫赋诗一首：
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
秀干终成栋，精钢不做钩。
仓充鼠雀喜，草尽狐兔愁。
史册有遗训，无贻来者羞！
末两句意思是：史书中记载着圣贤的教诲，我要身体力行，决不违背，免得给后人留下耻辱。这是包公一生做人做官的真实写照。
包公对子女管教严格。他的长子官居通州（州府官员之一种），政声亦好，英年早逝；幼子在包公去世时年仅５岁，包公留下的家训是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，死不得葬大茔中。”意思是说，后世包家子孙在外做官，如果有违反家法规定而受贿、贪污者，生不得让他回到包氏宗族来，死不得葬在包氏祖坟中。据说包子孙都能严守祖训，无一贪官。
历代清官廉吏无不淡泊利禄、清心明志，包公尤其如此。包公年轻时中进士，即被任为朝官和知县，却为侍养年老双亲而推辞。父母去世后很久，他已四十来岁了，经乡里父老苦劝才出去做官。他苦读经史，修身养志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做官后身体力行，即使贵为大臣也不改平民生活和平民作风，衣食同百姓时一样，从不搞特殊。当时端州（今广东省肇庆市）盛产名贵的“端砚”，制度规定每年必须进贡一定数量给朝廷，历任知州大都另征数十倍于定额的“端砚”献给各类权贵，以求升官发财，搞得端州百姓叫苦连天。包公做端州知州后，下令只按定额征收，不得多征一方，百姓奔走相告，一片欢呼。他离任时，吏民精制一方最好的“端砚”相赠，公包婉言坚辞。“不持一砚归”，当时就传遍端州内外。